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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整合行政复议职责，畅通行政复议渠道，2022年前基本形成公正权威、统一高效的行政复议工作体制。
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在论述立法工作的经过时提及其他主体，譬如，党中央在区分宪法判断主体的基础上宪法判断的实际效力也有所不同。经验研究发现，法律草案说明中的宪法判断发挥了确认立法权来源、明确法律草案内容的宪法依据、宣示法律草案整体合宪性的功能。
由于行政机关具有信息、资源上的优势，由政府掌握立法提案和起草的主动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政务处分法》草案说明指出：制定政务处分法，将宪法确立的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34] 参见马：《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3年第1期，第85-86页。其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以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作出的合宪性判断，应当成为推定相关法律合宪的重要依据。[47] 李适时：《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9年第6期，第562页。
[46] 参见王先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88年第8期，第30-31页。第三，宪法作为起草部门对草案内容进行合宪性说明与宪法解读的依据。4.处置 在现场检查中，为确保作出的行政检查行为合法，一般会对工作人员的人数和执法资格有所要求，例如按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79条和第51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应当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且其中至少1人是行政执法人员。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分类并不新鲜，早在2000年由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公司检查办法》第5条就提到了检查方式分为现场和非现场两种：现场检查指检查人员亲临检查现场，通过听取汇报、查验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电子监控抓拍的违法行为，即意味着将检查程序转化为调查，从而进入行政处罚程序。[55]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北威州警察机关在高等院校、居民登记部门、移民局共享的数据库基础上，根据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和出生国几个标准，构建了筛选模型并得到了一个30000人的数据库，与联邦刑事调查局所掌握的数据库比对后，最后定位到11004个所谓的潜伏者，后来经过调查未发现一位真正的嫌疑对象。
[48]单勇：《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第69页。[14]参见高文英：《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载《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6-9页。
张可：《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林明锵：《由防止危害到危险预防：由德国警察任务与权限之嬗变检讨我国之警察法制》，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4期，第172页。[57]《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3项规定：去标识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过程。（一）法律保留 行政检查将会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作为一种侵益性行政行为，按依法行政的原理应当遵守法律保留的要求。
[55]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大数据检查所依托的大数据分析会有损人的尊严，全面监视、人格画像、以过去预测未来为特点的大数据分析将削弱人的主体地位，贬损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能力。只有个别学者认为，行政检查当然会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54]所以有学者主张，行政检查在涉及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时，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其他则可交由法规和规章规定。附属说认为，行政检查乃是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的阶段性或者辅助性行为。
在法学领域，有学者根据具体场景将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分为三类。首先，大数据检查作为新型的行政检查方式，仍然应当在行政检查的框架内予以构造，即应当遵守依法行政对行政检查提出的要求，法律保留、程序规范、实体规范等仍应当遵守。
[12]参见赵炜：《公安改革40年：历程、经验、趋势》，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页。按重要性理论，若公权力机关所限制的基本权利对共同体的影响越深远，则对该基本权利保护应越需要重视，对法律保留的层级和密度要求就越高。
传统的行政程序从人的行为出发，按人的行为经验将整个行政程序分割成若干个可控的节点，在每个节点处设计控权机制，而在自动化行政中这些节点则不复存在，相对人仅感知到结果，其程序权利被大幅压缩。刑事法领域已经高度关注了大数据侦查这样的现象，我国行政法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例如，2014年起上海市公安机关就成立了大数据实战运用平台，依托数据中心和智慧公安综合平台，构建了以警务数据为核心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在检查时应当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1人是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63]既然禁止自证其罪原则同样应适用于行政检查，那么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大数据检查进行规范：第一，禁止自证其罪原则反对的是强迫行政相对人自己提供信息，在最开始收集数据时就应当尽可能地告知行政相对人所收集数据有作为大数据分析的可能性。孟鸿志、张运昊：《大数据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变革与走向》，载《法学论坛》2021年第4期等。
（二）自动化行政导致程序缩减 自动化行政，即行政的大部分活动或者全部活动由机器完成。[6]关于公权力机关运用大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法领域，参见程雷：《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6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行政机关共享数据，同样应当基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限于实现该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实践中公共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受限共享和不共享三大类，尤其受限共享类数据在共享时应当严格遵守内部的审批程序规定。
该技术可在嫌疑或危险出现之前进行预警，行政机关借此提炼有用信息，从而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检查结束后应当将结果告知被检查人并告知其申请复核的权利，若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行政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60]章剑生教授认为，从法治国家和基本人权角度看，‘自证其罪规则应当禁止适用，‘如实提供‘如实回答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检查的一项程序法上的法定义务。第二，大数据分析将对目标群体进行深度人格画像。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大数据分析主要是指预测挖掘，因为大数据的核心功能是预测，通过将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系统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能更好地改善自己的性能。
即便是预防性的日常监督检查，虽然行政机关有权裁量何时启动检查程序，也需要有法的授权，所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2款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34]在王阿兰诉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行政检查案中，法院认为，温州交警支队四大队在道路上设卡检查违法车辆，系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行政检查行为……该交通行政检查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进入专题： 大数据检查 。作为新型的行政检查方式，大数据检查是建立在所有行政要素数据化基础上展开的挖掘分析，行政机关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更高效地完成检查任务，但也陷入了新的法治困境。
二是通过人流量、车流量等展开分析，确保重大节假日安保和道路通畅。警察的职能从简单的反应执法变为管理人类安全风险，从被动服务转向以情报指引工作，利用积极的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减少犯罪威胁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从战略层面解决违法行为，这种改革称为情报主导警务。
经审核通过的，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作为处罚违法行为的证据。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通说就认为，行政机关为达成特定行政目的，对于特定行政客体所为之查察、收集资料活动，或行政主体以搜集、查察、验证相关事实与资料为目的，就具体时间，针对特定人民行使公权力之行政检查措施，归属于事实行为。此外，《安徽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第20条还为行政机关设置了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检查的理由和内容，依法制作检查笔录。行政机关通过模块化和自动化开展行政程序，在减轻机关工作的同时，不应当以牺牲参加人的程序权利为代价，为此数字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应对各项程序权利重新调整，通过例外、限制或代偿的方式平衡行政效率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56]按照大数据检查的四个阶段，即数据汇集、模型建构、数据分析和预警、处置，以数据行为规范为中心，进行程序方面的数字化调适设计。[5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6-397页。
[21] 制定法上也遵从这样的理解。数字化并不构成一个自我目标，数字时代的行政法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追求最佳性，如何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辅助功能，如何在人机互动的规模程序中确保个案正义，以此出发才能切实地以数字化促进依法行政。
[41]当前，刑事和司法审判领域的数据样本多于行政领域，数据质量也较为优异，在行政机关拥有的数据存量和数据质量仍然不足的前提下，预测模型本身及其结果的可靠性仍然无法令人信服。最为压缩的情形出现在作出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中，所谓的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借助电子技术和设备由机器全程完成行政程序，并作出个案规范性的且具有直接外部效力的单方行为。